对于第二点理由，由大法官史蒂文斯（Justice Stevens）撰写的判决书声称：尽管我们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权力评估环保署的这些政策判断，但是，它们显然与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影响气候变化没有关系，更不用说它们是拒绝作出科学判断的合理的理由了。

发展集体劳动关系法，必须打破国家主义。起初，支持集体谈判的一派占了上风。

此外，尚有22宗纠纷中的企业以集体合同作为豁免签订劳动合同义务的依据，也有不可忽视的获胜几率。[46]See Nelson Lichtenstein， State of the Union： A Century of American Lab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2002， at pp.142～148. [47]参见前注[45]，〔美〕理查德• B.弗里曼、詹姆斯• L.梅多夫书，第148～149页。三、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衰落之因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达到极盛状态。[48]参见前注[43]， Derek C. Bok ＆ John T. Dunlop书，第261～262页。有时，同一案件有多个文书，分别涉及一审、二审、再审等。

我国未签署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集体协商的核心劳动基准，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工会结社自由做了保留。其实，美国学者不是没有意识到工会过度集权的弊端。现行宪法不断增加的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折射出我国社会正在进行的转型，这些规定也大体反映了我国迈向现代国家、走向世界的步伐。

宪政理论如果不以此理论作为补充，就不是彻底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当我们说少数民族时，民族一词指的是满、藏、土家等历史文化共同体，相当于英语中的ethnic group，这个意义上的民族实际上指的是族群，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法律共同体。但这只是就空泛的理论而言的。在派尼斯河的这边是真理，到了那边就是谬误。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至关重要，而实现稳定和秩序的根本力量就是法律。第三，公民不服从可以增进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呈现出如此之多的中国意象？这些中国意象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关联？如此的写作又具有怎样的政法蕴含？ 厘清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坐标体系。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另一个任务，是如何在内部整合大清治理下的多元族群关系，虽然到了中晚清，华夷之辨经过士大夫们的重新阐述，已经不再是满族统治的理论障碍，但族群之间的区隔和不平等依然存在。此外，论证公民不服从具有正当性的理论还包括民主学说、功利主义学说等。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也决不是一个普世的、可以不经论证就可适用于任何场合的东西，而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度。

为什么立宪者不使用中华民族这个更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根据许崇德教授的记述，中华民族一词曾经被写入宪法，但后来被删去了，至于删去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所要采取的行为就是抵抗，因为整个这一问题同研究抵抗是否适当以及抵抗应采取措施都有密切的联系。20世纪以来的宪政实践，超越了上述经典作家们的理论构想。至于第五段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实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结合的产物

他的概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不服从可以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这些经典作家所塑造的宪政是一个由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构成的平衡的权力结构样态，或者说，经典作家所塑造的宪政主要体现为以分权为特征建立起来的权力之间的平衡结构。

晚清以来的这一变迁过程，仅仅是中国整体的内部超越和取代，被否定者依然内在于中国谱系之内，而且曾经具有过正统性和正当性，后来者只有承认先行者的上述特质，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正统性和正当性。20世纪以前的宪政理论，强调根据职能将公共权力进行分离，从而实现国家权力结构的平衡。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第一共和——中华民国，还是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要在国号中冠以中华两字，这正是要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宣称，这个国家乃中华民族之国家，而非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民族之国家，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其意基本在此。洛克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个部分。台湾学者将公民不服从称为在合宪中违法，因此，法院的这个判断，通常可称之为违宪审查。与前面作为整体的文化中国相对照，我们将宪法序言第二至第五段书写的中国，称之为作为具体阶段的政治中国，这是文化中国在特定时间段下的具体存在形式和政治表达。正因为如此，自二战结束以后，公民不服从成为西方国家宪政实践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印度和南非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等等是实践公民不服从的典型例子。

可见，公民不服从是制约国家权力的一种重要力量。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也决不是一个普世的、可以不经论证就可适用于任何场合的东西，而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度。

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为公民不服从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为，公民社会不仅成为了联结公民与政治国家两极之间的中介，而且成为了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平衡器。而坐标系的纵轴则是现代国家的谱系：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家与社会转型，基本上是在回应现代国家普遍具有的两种叙事模式，即民族国家叙事和共和国叙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抗争，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共和国。

但这些价值和观念，在我国还远远没有确立起来。民族（nation）通常通过领土、主权以及人民来界定，而族群（ethnic group）则通常是通过历史、文化、语言等界定的。

今天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就是争取将一个族群转变为一个民族，进而建立自己族群的民族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序言第一段只是在时间轴线上呈现作为整体的中国，但并不试图在空间范围上界定中国，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的天下秩序没有边界，她从中心向四周无限扩散。理论可以借鉴，制度可以移植。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不仅如此，这个人民是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化，自然是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宪法序言第十一段表述了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意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宪政是一种制度化的平衡机制。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分析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存在的一些必要前提或理论基础，以便让读者能够明了公民不服从存在的限度。

罗尔斯的普遍的正义观，其实质就是一种位于实在法之上并规制着实在法的自然法。正如杰斐逊所说的：对暴君造反就是对上帝的服从公民不服从是对有关政策和法律的不服从，是对不正义的反抗，但我们所说的正义或不正义到底如何确定？是否能够仅仅诉诸个人的良心，就像罗尔斯描述的良心拒绝？良心是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它是属于个人的道德判断。

但也有人认为，正是专制的存在，才为公民不服从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辩护的理由。罗尔斯论证说，在出现对基本自由的侵犯时，公民如果先考虑以正常的方式运用某些合理的政治呼吁手段，在过了适当的一段时间之后再运用非暴力反抗的形式来表示他们的反对，那么自由就将更有保障而非更少保障。当阿伦特说，公民不服从起源于美国，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美国现象。但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概念，还是理论，公民不服从确是彻头彻尾的西方货，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

实际上，英国政治哲学家William Godwin（威廉·葛德文，1756—1836）早在Thoreau出生24年前就出版了一本叫《政治正义论》的书中就有了抵抗的论述。当然，对历史的强调不仅仅是为了凸显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源泉。

Pascal曾说，我们所谓的正义或非正义，无不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说少数民族时，民族一词指的是满、藏、土家等历史文化共同体，相当于英语中的ethnic group，这个意义上的民族实际上指的是族群，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法律共同体。

如果将这个蜕变过程放到现代国家形成史中看，它实际上回应了现代国家普遍具有的两种叙事模式，即民族国家叙事和共和国叙事。因为，公民不服从是在忠诚于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在外围的边缘上）表达对法律的不服从。